他介紹，中國的高速增長就是靠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的積累，是積累型的，是投入驅動型的。過去至少有一半的因素來自于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說我們9.8%的增長速度有一半可能是來自于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驅動型的，即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

　　這部分經濟增長動力和生產率驅動的這部分經濟增長動力，在未來會是什么樣的？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到2010年達到峰值，峰值的意思是在那之后就要從正增長變成了負增長，所以2010年就成為了中國的一個轉折點。

　　他還談到，在過去40年多數時間里，我們是靠把窮人，把低收入者變成更高收入者的脫貧為主的改善方式。今后，越來越是一個穩定和擴大和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一個過程。

　　國家統計局把中國的家庭分成五類，五等分，中間60%的人口，說是中等收入群體，他們的收入每天都是幾十美元，也就是說中國很大一部分群體都變成了中等收入群體。

　　但是這種中等收入群體，還不夠穩固。他表示，“我們目前有2.7億農民工，從農村進到城市的有1.7億農民工，而農民工目前他每個月的平均工資是超過了3000元，三千多塊錢按購買力評價，折下來，每天大概能有30美元。這個按購買力評價，因為每天多少美元這個標準是用購買力評價算的。這個數字就意味著他們確實也可以算作是中等收入群體，但是我們也知道，農民工他就業是不穩定的，社會保障是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務享受得也不充分。”

　　他認為，這個轉折點的含義，就是人口紅利達到了峰值，從此以后轉入負的紅利。

　　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消失是必然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過去這些年里，44%來自于三個產業之間資源的重新配置，特別是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說，農民工過去在農村、在農業是剩余勞動力，他從勞動生產率極低的部門轉向二產、三產勞動生產率更高的部門。

　　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每年新增的農民工的部分，來自于哪兒呢？來自于農村每年新畢業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就是說是16歲—19歲的這部分人口。他介紹，這個人口，在2014年達到了峰值，就是2014年之后是負增長。

　　他表示，當傳統因素不支持原來的速度了，勞動生產率也不支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時候，你的經濟增長速度就進入到了一個新常態，這并不是我們犯了什么錯誤，而是我們到了這樣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要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