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說，預估GDP增速會從去年的6.9%放緩到今年6.5%左右。IMF最近發布的6.6%的新預測基本合理。從2011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快速下降，平均每年下降300-400萬，這是為什么不用畏懼GDP減速的原因。“減一點GDP增速沒有關系，創造的就業個數少一點沒有關系，因為我們國家找工作的人在減少。”馬駿說。

　　房地產政策方面，馬駿預估兩個大方向，第一是未來將增加多主體供給，包括土地供應增加和各種類型租賃房的增加；第二是未來幾年預計將通過房產稅的立法，此后在更多的城市推開。

　　“從中國經濟內部走勢來講，我們面臨兩個下行壓力，第一個是由于房地產調控，導致房地產銷售減速，之后會導致房地產投資減速；第二個下行壓力是由于許多PPP項目無法繼續，基建投資會減速。影響今年中國經濟走勢的正面因素也有兩個方面，一是由于制造業去年有超過20%的利潤增長，這會帶動制造業投資恢復；二是由于國際經濟形勢不錯，我國出口情況可能會略微好于預期。”馬駿說。

　　金融風險方面，馬駿認為主要是宏觀杠桿率上升過快帶來的問題。杠桿率過高會使得借款者還不出錢的概率升高，違約風險上升，大面積違約則會帶來金融危機。馬駿說：“杠桿率有很多指標，我更多是看宏觀杠桿率，如企業債務余額與GDP的比例，或M2與GDP的比例，而不是很有誤導性的微觀杠桿率（如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有人說微觀杠桿率并不太高或基本穩定，但問題是過去十幾年資產回報率呈持續下降趨勢，資產的償債能力下降；另外，由于一些資產呈現泡沫，如果將來泡沫爆掉，資產價格就會萎縮，資產負債率會嚴重惡化，目前穩定的資產負債率在未來不一定穩定。”

　　馬駿認為，在分析了不同類型企業的杠桿率的后可以發現，最高的是房地產類企業，國有企業也很高，其中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平臺類企業。如何通過體制機制改革來穩定由于房地產泡沫導致的杠桿率上升、解決地方政府和平臺過度負債的問題？馬駿提出幾類深層次的改革方案：

　　在房地產領域，要推出房地產稅，使得在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者賺不到錢，真正做到“房子是住的，而不是炒的”。這樣的改革，對國家經濟、金融長期穩定有非常正面的意義，但短中期內會面臨很大的民意阻力（估計90%的老百姓(603883,股吧)不同意），因此這將考驗決策層的改革決心和魄力。另外，還需要增加供給，包括土地、租賃房供給等等。

　　抑制地方過度負債所要求的體制機制改革則更加復雜。每年設置GDP增速目標，本身就是導致地方政府過度負債的重要原因，所以建議用穩定就業來替代GDP增速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其次，要公布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提高政府隱性負債的透明度。再次，要強化地方人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督作用。此外，還要允許地方平臺違約和一些市縣級的政府違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