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論述】
1929年3月17日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賀龍及湘鄂西前委指示信。指示信指出：現在，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種直接革命的形勢。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么占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指示信還介紹了朱毛紅軍支部建在連上的經驗，以備他們將來在部隊建黨時參考。這封指示信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
 
1938年3月17日 
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葉劍英，朱德、彭德懷。電報指出：同蔣介石及國民黨高級將領談軍事問題時，請注意分現在與將來兩個階段，說明現在以大軍留在華北作戰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將來軍事情況的變化將使我軍活動范圍縮小和補給困難，那時只能留若干較小的兵團即若干個游擊兵團于華北，各軍主力須在敵未將黃河各渡口封鎖以前渡過河來。在敵人后方創設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國共兩黨均須用極大努力去干。
 
1941年3月17日 
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一書寫序言。序言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寫的跋合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983年3月17日 
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經委黨組關于當前經濟工作中幾個問題的匯報時說：一九八〇年那次關于調整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進一步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我記得那次我也講了八個字的核心是調整。現在看起來，沒有那次會議進一步明確八字方針，而且以調整為核心，就沒有今天的形勢。但是，現在我們又要避免出現頭腦發熱。既然一九八〇年那次會議以及以后確定的一系列對于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辦法和一些具體措施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在談到集中資金問題時說：這個是非做不可的。不把資金集中起來搞一些骨干項目，搞再多的小企業、小東西，也解決不了問題，而這正是解決后十年的問題，因為所有這些骨干項目都是后十年用的。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
習近平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要大力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在對標立規中查找差距，在上下互動中解決問題，在攻堅克難中提振信心，在思考辨析中把握規律，確保每個層級每個單位都真正取得實效。
他指出，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題與焦裕祿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作為一條紅線貫穿活動始終，做到深學、細照、篤行。要特別學習弘揚焦裕祿同志“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懷，凡事探求就里、“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斗精神，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要組織黨員、干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從里到外、從上到下反復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擺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質能力、作風形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祿同志看齊，從今天做起，從眼前做起，從小事做起，像焦裕祿同志那樣對待群眾、對待組織、對待事業、對待同志、對待親屬、對待自己，像焦裕祿同志那樣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
他指出，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抓作風建設，就要返璞歸真、固本培元，重點突出堅定理想信念、踐行根本宗旨、加強道德修養。他為此提出4點要求：一是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則辦，特別是當個人感情同黨性原則、私人關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必須毫不猶豫站穩黨性立場，堅定不移維護人民利益。二是下決心減少應酬，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多學習充電、消化政策，多下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況，多系統思考和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自覺遠離那些庸俗的東西。三是實實在在做人做事，做到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敢于擔當責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決問題，不搞“假大空”。四是對一切腐蝕誘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獨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漸。

【黨史回眸】
2009年
3月17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指出，實行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
 
2013年
3月17日 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講話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歷史瞬間】

1949年3月，周恩來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